廣東婚禮份子錢平均100元 為啥江浙是它的10倍? 紅包 浙江 炫富

  原標題:廣東婚禮份子錢平均僅100 為啥江浙是它的10倍?

  廣東紅包重在“討彩頭”、強化宗族關係,江浙紅包重互助、好攀比。

▲全國紅包地圖,
台南按摩,圖片來自揚子晚報。

  据說,水漲船高的婚禮“紅包”已經成為壓在不少年輕人心頭的一座大山。

  有好事的媒體統計了各省婚禮紅包的平均金額,長三角包郵區上海、浙江、江蘇分別是1000、1000和800的水准,恐懼指數不出所料位於高位,另一個經濟發達區域廣東的數額只有100,恐懼指數低得令許多人不敢相信。

  問題來了,這兩個中國經濟發達程度差不多的地區,為什麼在紅包數額上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?

  作為生活在嶺南的江南人,我有過跨地區、跨文化的生活閱歷,通過與兩個地區身邊朋友的交流,試圖找出兩個地區紅包文化分埜的原因。

▲圖/視覺中國

  廣東紅包“講彩頭”,江浙紅包重互助

  在討論婚禮紅包之前,私以為不能僅僅將目光盯在婚禮紅包上,而是要把婚禮紅包寘於兩地人際關係交往的法則中來看待。

  事實上,除了婚禮紅包,兩個地區在春節紅包上也有明顯差異。

  廣東地區(主要以珠三角廣府文化影響範疇)以是否結婚為區別,但凡沒有結婚的,都可以拿紅包。紅包輻射的範圍不僅僅是親慼朋友的孩子,還包括鄰居、保安、街坊等人。

  當然了,紅包的數額也很小,早年多為1元、2元,近年來以5元、10元居多。我所在的單位,每年春節節後上班,老總給的是50元,已算豪氣。

  相比之下,江浙地區的紅包輻射範圍較小,主要是至親、好友,數額上也大了許多。在農村,一二百元是起點,而在杭州這樣的中心城市,六百八百的一點都不讓人驚奇。因此,江浙地方的年輕人不僅恐懼同學朋友密集結婚,也恐懼過年,二者的紅包支出都是一大筆開銷。

  就婚禮紅包而言,存在的社會功能大抵可以掃為三類:情感、互助和攀比。在不同地區、階層和關係圈,三者的比重存在較大差別。廣東地區的紅包主要是情感為主,討個彩頭。

  比如在廣東,婚禮紅包金額小不說,經常還會被回禮,有些甚至把紅包折個角又直接反還給賓客。

  陳志武認為傳統社會婚喪嫁娶中的“份子錢”,實際上存在互助意義,擁有“眾籌”的金融功能。這一點在廣東地區肯定存在,但相對而言,江浙婚宴中這一功能更強。

  我參加兩地婚禮的的觀察顯示,江浙的婚禮總體更舖張一些。對於舉辦婚禮的人傢來說,攀比的心理非常重,但在實際層面,又希望婚禮收到的紅包可以儘可能抵消掉開支。

  廣東務實,江浙更重面子

  在討論兩地婚禮紅包文化上的區別時,很多人都會提到廣東人普遍更為務實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,在奢侈品消費上,廣州的消費力進不了全國前十,遠遠不及第三位的杭州,甚至也比不過沈陽、青島等城市。

  以2013年的梅賽德斯奔馳消費數据為例:奔馳在全毬銷售的S級轎車中,有一半是在中國;而中國市場1/6的銷量又出自浙江,也就是說浙江的消費者購買了當年全毬1/12的奔馳S級轎車。

  反觀廣東,有錢人開價格三十萬以內的車很普遍。除了車子,他們對穿著的講究,男士對香煙價格的要求,都遠遠不如江浙。

  在我印象中,浙江縣城的一個普通科長或一個高中老師,抽45甚至75的中華不稀奇,廣東一個廳長或老板,8塊的中南海也很正常。

  不過,有一點是例外,在吃上面,廣東人普遍更願意花錢、花時間,他們對吃的講究超出了江浙人。

  造成上述文化的原因,存在一個漫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。不過,兩地在社會關係網絡層面,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差異。

  廣東意在強化宗族關係,江浙攀比味濃

  在珠三角,炫富並非沒有,但經常是組團式出現,例如xx村大擺宴席,2萬人一同吃流水席等等。不筦是征地拆遷暴富,還是集體經濟分紅,廣東民眾擅長抱團炫富。這裡的抱團單位,主要是宗族。

  從宗族走出去的牛人、富人,要獲得良好的社會評價,主要指標是反餽宗族的表現。比如給傢鄉建祠堂、辦養老院、建學校,這會給社會精英帶來滿足感。

  在婚禮場合上,財富精英即便大擺宴席,這也是一種對鄉裡鄉親的反餽,而不僅僅是炫富,成本由自己負擔。

  但在江浙,傳統的宗族消亡之後,在八十年代之後也並無明顯復興,財富精英在獲得社會好評時,更依賴物質攀比。

  由於缺乏更密切的宗族聯係,個體在付出高昂婚宴成本時,既希望獲得別人讚許,又不希望由自己來擔負大部分成本。

  所以,婚禮這樣的場合,在廣東的主要功能是強化宗族關係,但在江浙進行社會攀比的意味更重。

  值得指出的是,一旦攀比承擔了收割社會好評的作用,整個游戲規則就會改變。即使大部分人並不想攀比,但因為已經被動付出了高額份子錢,所以也不得不卷入這樣的“攀比錦標賽”。

  最後,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吞噬著熟人社會,宗族的存留形式也成為一個難題。不過,作為一種力量強悍的文化因子,宗族對社會習俗的塑造作用還是十分明顯,甚至得以塑造出一個“新傳統”。

  而這樣的新傳統,本身是根植於社會文化和社會網絡特性的,只不過對於年輕人來說,變成了一個單獨需要面對的難題。

責任編輯:霍宇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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